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3-02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国内医学哲学范围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课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有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觉得，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国内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渠道与目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备要紧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1、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首要条件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考虑。他觉得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第一，“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大夫运用某种技术医治患者，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第二，“大夫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可以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方法上不断提升，其次也突现了很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拟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水平与医学道德问题等很多道德难点。杜治政觉得，解决这类伦理难点的重点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大家“是什么”而判定大家要去“干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大夫需要拥有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患者利益置于第一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大夫提出了更高的道德需要――美德需要。他指出：“大夫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大夫是一个哪种人，决定大夫干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备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觉得，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需要，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需要。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第一应当是大夫的美德伦理。大夫的美德是有效处置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首要条件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大夫美德看上去非常重要。杜治政觉得，一个大夫对身患疾病的病人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病人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大夫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好医疗服务的保证。第一，大夫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目前对各种具备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实行力上；第二，大夫的美德不只表目前其对病人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目前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大夫美德才构成病人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大夫美德已非常难适应医学科学的快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进步，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健全。对此，杜治政分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征，其一，“医务职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患者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大夫不只要面对患者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一样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要紧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觉得，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质的医学行为。大夫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的，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2、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特别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第一一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程度，指出大夫假如没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没办法达成，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分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点，特别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觉得，医学技术就是大夫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大夫在应用技术时“该怎么样做”的问题。这是大夫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需要通过大夫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办法来达成。伴随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夫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方法越来越多，这就引发了该怎么样应用这类现代化设施和办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大夫自己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己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己的进步潜能去决定可以达成的目的。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达成医学技术的自己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大夫很多依靠检查数据、过度用高新设施，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大夫自己的经验性和患者的特殊性。除此之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点，导致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大概导致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第一，技术伦理具备群体性特点。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大夫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含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与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第二，技术伦理具备多维性特点。大夫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规范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需要。第三，技术伦理具备过程性特点。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考虑。最后，技术伦理具备或然性特点。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进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3、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很多实践行为特别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防止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示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大夫、病人与有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与调和中产生、存在和进步，离不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要紧维度总是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视。而这种忽视的一个势必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年代性特点，也缺失了一个可以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要紧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止是当代医学伦理学需要关注的一个要紧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须大家精心考虑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类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事实上，大家对当代很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如此，杜治政从国内目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程度。

杜治政觉得，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患者利益放在医务职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首要条件下处置医疗服务的所有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只致使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致使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大家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与大夫病人都可以将各自的利益置于适当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适合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职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国内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的的达成。杜治政所倡导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第一，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需要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第二，利益的博弈应拥有适当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合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倡导的以患者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4、结束语

杜治政教授对?t学伦理学的三重基本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很大地拓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视域和理论深度。基于上述理论剖析框架，他明确指出，支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道德首要条件有三点：一是大夫应忠诚于患者；二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关爱；三是将患者利益放在第一。所有这类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医学伦理学的最后旨归在于推进医学成为人道的医学、人文的医学、公平的医学，成为每人可及的医学。杜治政的医学伦理观是内容丰富、具备常见适用性的内在于医学的医学伦理学，它不只为国内医学伦理学学科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处置目前医学临床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难点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为国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